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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书画网:罗振玉、王国维与日本汉学界的交往

作者:   来源:   浏览量:1362   发布时间:2015-1-5 10:14:42  

    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晚清著名学者,在农政、考古、甲骨、金石、敦煌、版本、目录诸领域,都有很高的建树,被称誉为“罗王之学”。他们旧学深厚,又开风气之先,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很大影响。陈寅恪等人都曾指出,近世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开百代之学风,启后学之法门,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先驱主流。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也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王国维是罗振玉的学生,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保持了长达30年的友谊。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和王国维一道旅居日本,潜心于学术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他们与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京都学派有着广泛的交往,对日本汉学的发展具有不小的影响。

清末之际,罗振玉已和日本各界有了较多的交往。18985月,罗振玉在上海创东文学社,延请日本学者藤田剑峰(丰八)译农书,同时担任东文学社教务工作。罗振玉在《集蓼编》中曾细述创社缘由:

方予译印农书农报,(1897年)聘日本藤田剑峰学士(丰八)移译东邦农书。学士性伉直诚挚,久处交谊日深。一日,予与言中日本唇齿之邦,宜相亲善,以御西力之东渐,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日本所战胜,然实非幸事也。学士极契予言,谓谋两国之亲善,当自士夫始,于是,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必为介。然苦于语言不通,(18985月)乃谋办立东文学社。……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乃添聘田冈君(岭云)为助教。

藤田剑峰与罗振玉相处融洽,故凡日本学者来游中土,必介绍给罗振玉。其后因学生较多,又增聘日本人田冈岭云任教员,甚至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诸井等人也来担任义务教员。此时,年轻的王国维成为东文学社的第一批学生。1899年,东文学社影印出版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其序言由王国维所作。1899年,罗振玉初识来华访学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这是罗振玉与日本京都学派主要人物结为学术知交的开始。此后,日本汉学界人士也多与罗振玉有所交往,如河井荃庐、日下部鸣鹤等,都曾前来拜访罗振玉,与之纵谈金石学等学术问题。

1909年,罗振玉得法国人伯希和获得敦煌文书的部分材料影印件,著《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遗书》。这两篇文在日本学者中很有影响,日本学界后来热衷搜求和研究敦煌文书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罗振玉的启示。

日本最早获知中国发现敦煌文物是在1909年秋。19095月,伯希和向在北京的部分官僚士大夫如罗振玉、柯劭忞、江瀚、董康、蒋黻等学者及学部侍郎宝熙、祭酒徐枋等展示了他所获得的敦煌文书。在这些首批目睹者之内,有一位日本人,即汉籍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当时,他正住在北京,也慕名拜访了伯希和。他十分敏锐地把自己亲历的这一学界大事写成《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刊载在同年11月的《燕尘》杂志上,这是一份在北京出版的日本人杂志。日本国内获知敦煌文物的发现就是通过这篇报道,以及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大学教授多有联系的罗振玉。

1909112829日,京都帝国大学史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便是敦煌文物。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敦煌遗书中一些四部书、拓本和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的相关学者加以讲说。其中狩野直喜讲《老子化胡经》,内藤湖南讲《西州志》、《唐太宗温泉铭》,富冈谦藏讲《尚书•顾命》等,滨田耕作讲敦煌壁画和雕刻,羽田亨讲《摩尼教残卷》,桑原骘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可以看出京都的学者不仅对敦煌新材料十分关注,而且关心的范围也较广泛。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10年,清政府决定把敦煌劫余文献,由专员押运抵京,归学部管理,移存京师图书馆。同时,内藤湖南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于是,京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等5人,于当年8月下旬赴北京,调查敦煌遗书以及内阁大库文书等。期间得到了罗振玉等人的协助。罗振玉叙其事说:

     莫高窟古卷轴,斯坦因、伯希和二氏既选其精异者携归伦敦与巴黎,其所遗,尚约三之一,予请于宝沈盦侍郎熙电属毛石君方伯庆藩购归学部图书馆,计经卷尚五千余,途中颇为解送员所盗卖。顷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博士虎等奉其政府命来乞观,予得窥见十一。

内藤一行所见到的,只是一些佛教经卷,他们随机“翻阅了近八百卷,其中七百卷一一写下了目录”。这些经卷虽然大多数都是世间通行的法华经、维摩经、金刚经、最胜王经、般若经等,但内藤他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目前大藏经中全已失传的东西”。如相好经、首罗比尼经、佛说呪魅经、般若第分中略集义、浮名经关中疏、报冥传等等。六朝、唐代的写经可谓珍贵古老,从书法上看,也十分精彩。内藤他们发现,其中有不少写本与日国东大寺的愿经等类佛经十分相似,他们“对其中最接近愿经的部分,拍了照带回日本。”内阁大库的文书,在当时尚是清王朝宫廷档案的一部分,还包括前朝移存下来的宋、元、明档案,应该是秘藏,而不属于公开流通的图书文献。通过内藤一行的考察报告可以知道,当时内阁的古书处于毫无整理的状态:“我们去看的情形是:把允许我们一行阅览的部分,连箱子一起搬出,向我们打开,这时,包括给我们看的人和我们这些要看的人,都不知道将打开的箱子里面是什么内容。”他们对其中的宋元版珍贵图书典籍,倍感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康熙朝由传教士绘制的中国舆图格外感兴趣,并“对兴安岭地区、喀尔喀地区、哈密地区三幅分图,拍照带了回来。”

 

五人教授团1910年的北京之行,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学术调查和书籍搜购。如为研究北京城自古以来的沿革,踏查了不少京郊古碑,拓作了古石碑的拓本;又如对于甲骨片、钱范、古印、铜镜、封泥等古文物的关注、收集;还悉心搜购以往一向不为正统文人学者关注的小说戏曲类文献。

 

19112月,日本媒体对内藤湖南等此行做了大量报道并附有实物照片。21112两日,在京都帝国大学举办了“清国派遣员报告展览会”,向社会公开展览派遣团五人带回的文物典籍,同时举行演讲报告,给每一位来参观、听讲的与会者发放《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报告展览会目录》的小册子。《大阪朝日新闻》还用两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演讲记录。利用这次访书带回的敦煌经卷,京都大学哲学教授松本文三郎在1911年的《艺文》上连载刊发了《敦煌石室古写经》的长篇研究论文。小川琢治发表了《北支那旅行概报附敦煌石室遗书》。由此日本的“敦煌学”热进入高潮。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是敦煌文书之一种,系唐开元时期在中国留学的新罗学问僧慧超和尚,赴印度拜访释迦牟尼圣迹,又返回中国的全部纪行。此书在中国与朝鲜皆亡佚已久,其残卷为伯希和在敦煌发现并携回法国。罗振玉在伯希和那里看到了此书残卷照片,抄录下来,藤田剑锋就是根据这一抄本进行笺注,突破了一般性的文献解说,著《慧超传笺释》,成为当时在中国、日本、法国相继形成的“敦煌学”的第一部文献研究著作。1910年,《慧超传笺释》在北京印行,次年在东京出版,藤田剑锋因此而蜚声中日学术界。

 

“罗王之学”首先是以甲骨学研究著称于世。罗振玉早在1901年于友人刘铁云处得见王懿荣所遗殷卜骨墨本,并敦促刘氏尽将此甲骨文拓本编纂为《铁云藏龟》。当时,日本学者林泰辅也对甲骨文做了研究,并误信甲骨文的出土地是在河南汤阴,其论文发表于日本《史学杂志》,并寄送罗振玉请教。罗振玉说:“尚有怀疑不能决者。予乃以退食余晷,尽发所藏拓墨,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并询知发见之地乃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馀,乃恍然悟此实殷王朝之遗物,太卜之所掌,其文字虽简略然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罗振玉于1910年作《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卷答林氏,于所未达者一一剖析,并将之付印。这是罗振玉考证甲骨文字之始。他的考证研究既初显甲骨学的基本方法论,也纠正了日本学者的误释而将甲骨文的出土地考定为河南安阳小屯,且指明其为殷王室之占卜遗物,这是他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奠定了后来安阳殷墟科学发掘的基础。后来,林泰辅曾亲来中国,到安阳作实地调查,搜集了若干甲骨,其间也和罗、王多有交流。如罗振玉作有《与林浩卿博士论卜辞王宾书》(1917),王国维作有《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916)等。他们的交往对以后中日学术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等感念于清朝崩坏后,作为臣子的罗、王等人处境之艰难,建议去国暂避,东行京都,并将罗振玉的藏书安排寄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在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光瑞以及内藤湖南等人的力劝下,由藤田剑峰安排,罗振玉与王国维携家带眷,东渡日本。他们于19111127从天津搭日轮“温州丸”抵神户,暂居在日本京都乡下田中村。次年4月移居京都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这一去,王国维至1916年返国,罗振玉要到1919年才回国。《雪堂自传》记道:

 

 

 

旧友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谦藏)诸君来书,请往西京,予藏书稍多,允为寄存大学图书馆,且言即为予备寓所。……事乃决。……7日乃达神户,藤田诸君已在彼相迓,即日至京都田中村寓舍,东京旧友田中君(庆太郎)亦至京都,狩野博士夫人在寓舍为备饔餐。诸君风谊,不灭古人,终吾身不能忘也。

 

 

 

罗王赴日本时,携带了许多甲骨片、金石拓本、珍贵汉籍。田中村寓所暂住后,罗振玉于京都大学附近买地筑室,建起了“永慕园”,另建藏书处“大云书库”。永慕园及大云书库就坐落在今京都东山山麓、京大东侧著名的“哲学之道”旁。从此得以与内藤湖南等京都教授们“日夕往来,重温旧谊”,沟通有无,切磋学问。在此期间,除了与京大的学者交往外,罗、王闭门谢客,埋首于甲骨文的研究与著述之中。当时存放在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的那些罗振玉的藏书,不光是罗、王二人使用和阅读,京都帝国大学的日本学者和学生们也是可以自由阅读的。如铃木虎雄博士就是那些藏书的读者之一。他在《追忆王静庵君》一文中说:“当时京都帝国大学里有罗叔言先生的寄放的书籍,从中我也得益良多。”

 

罗振玉和王国维在京都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活动,这对当时日本汉学的发展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一些重要甲骨文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时期作成、出版的。如1913年罗振玉编成甲骨文字拓片集《殷墟书契前编》,1914年出版《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此后的《殷虚书契考释》由王国维手书上版印行。这部对甲骨文分类推求的通论性著作,是罗振玉平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奠定了罗振玉在甲骨学研究的地位。王国维作序言称之:“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使后人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

 

   王国维继罗振玉之后,首先把甲骨文字引入中国古史的研究。1915年,王国维在日本撰写成《三代地理小记》。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古史研究的新思维,即古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物要相互参证。这即是所谓“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这种研究方法的启发下,内藤湖南于1916年发表了直接利用甲骨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王亥》,林泰辅于1918年发表了《龟甲兽骨文中所见之地名》。这些成果表明,以甲骨文作为古史新证的研究已逐渐在日本学术界开展起来。内藤湖南的这篇文章《王亥》,罗振玉将其送给王国维过目。王国维在内藤的启悟下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从甲骨卜辞中考证出商代先公先王姓名及其前后顺序,以证实历史记载的殷代帝王世系可靠的重要意义。于是王国维把此段时间学术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甲骨文、金文及音韵、训估等方面,多方搜求材料,运用了一系列古文献相关殷先公先王的记述和他本身具备的扎实古文字及相关学科根柢,于19172月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对卜辞有关内容进行了深入考证。这篇王国维最有名的被学术界誉为金字塔式的论文,是与罗振玉和内藤湖南相互启发交流的结果。王国维在其序言中说到与日本学者的合作:

 

 

 

……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墟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现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钜”。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乃为此考,以质诸博士及参事,并使世人知殷墟遗物之有神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

 

 

 

内藤湖南读到此文,感叹至极,于是,立即节录其大意,题为《续王亥》,向日本学术界做了详细介绍。王国维于同年4月再补撰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这两篇学术论文的撰成奠定了王国维在当时以及以后在史学界的崇高地位。郭沐若在他的《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中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王世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变了他们的讹传。”

 

19257月,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作了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其内容分五目讲述:

 

 

 

(1)殷墟甲骨文字;

 

(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

 

(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

 

(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

 

(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5方面内容的前四者,罗王皆曾分别创通、著录、研究。所以说,“罗王之学”的重要著作都是在旅日时完成的。

 

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长期与日本学术界进行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旅居日本的时候,对日本汉学界友人给予的各种关照,是十分感激的。1919年春,罗振玉结束流寓生活返国,即将京都净土寺寓宅捐献给日本京都大学,以作为影印日本所藏古写卷子本书籍的经费,托内藤、狩野两博士经理其事。至今,日本京都大学仍然收藏有罗振玉捐献给该校的中国文物。日本学术界曾大力收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比如他研究词曲的抄校本二十多种,即经罗振玉家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手,归东京东洋文库收藏;他的一些古籍校本,以及他本人的《观堂集林》初版的校订本,现在则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日本汉学界人士对他们与罗王二人的学术交流及相互影响,也十分珍视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仓石武四郎曾说︰

 

 

 

我去了京都以后,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影响。还有敦煌的出土文物,这在东京虽然也有一些,但还没有达到造成一定影响的程度。

 

 

 

冈崎文夫教授后来回忆说到王国维:

 

 

 

王国维此人,从他的容貌态度所给人的感觉,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庄稼汉。我从内藤湖南先生那里听说,他是一位极优秀的学者,我对征君(王国维字)一直感到一种尊敬和亲切。 [1]

 

 

 

罗王旅日期间,藤田剑锋给予的帮助最多。自1898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以来,藤田积极协助罗振玉办学,承担了重要的教学工作。与此同时,受罗振玉的影响,他密切关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促进了自身的汉学研究。罗振玉、王国维在京都时期所倡导和实践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及他们与内藤湖南等京都学者们的学术切磋、互相启发,对推进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形成,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他们以大量出土文物资料为依据,采用实证主义方法所作的甲骨文、古简牍、敦煌文书等领域的研究,给了日本学者极好的示范。

 

    京都学派与罗王有交往的著名后学,还有羽田亨(1882-1955)。羽田亨在京都期间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交往,深受其学风影响。1919年,作为文部省的海外研究员,他游学欧洲,在法、英、德国从事研究,他曾经过努力和伯希和等人交涉,为日本拍摄了敦煌抄本的照片。1924年,羽田亨升任京都大学教授,分担东洋史学第三讲座,专攻蒙古、西域史和敦煌文书研究,其主要论文《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诸文,应当说都是对罗王相关研究的呼应。

 

罗王二人归国后,仍然保持与日本汉学界的联系。如王国维1926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蒙古史时,就屡托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邮购那珂通世译注的名著《成吉思汗实录》。日本汉学家来华者,也常有人慕名去拜访罗振玉。羽田亨和罗振玉也有联系,如罗氏在自日本归国多年后所作的《日本古写本〈华严音义〉跋》,即记述了羽田亨介绍其重新获得日本人私藏影本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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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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